Wittman,
H. (2009) Reworking the metabolic rift:La Via Campesina, agrarian citizenship,
and food sovereignty.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36: 805-826.
本篇文章開始於近年對於氣候變遷、糧食危機以及大範圍的環境退化逐漸增加的關注，因此，必須要解決資本主義下的生產模式和社會組織所展現在當代社會以及生態上的矛盾。這篇文章首先會談到在歷史的脈絡中，人們是如何跟自然生態、社會產生連結，接著討論人們與自然生態、社會在資本主義的邏輯下所產生的斷裂，如何造成農村與環境的傷害，更造成人類原先跟自然、社會的脫節。作者也接著提出他所認為的解決方式：農業公民權（agrarian citizenship），並舉出幾個社會運動作說明。
環境歷史學者一直爭論著大概一萬年前就已經產生不可回復的人類主宰自然的情況。但是在資本主義的農業生產系統之前，其實農業是有很強的在地特質，跟大自然的循環相關，也就是，那樣小規模的農業是鑲嵌在自然當中的。
如果農業作為一種社會與自然之間不可或缺的連結，作者認為可以回到馬克思關於社會-生態代謝（socio-ecological metabolism）關係的概念。馬克思的意思是，人們從自然當中取用資源，透過勞動力使得這些資源變成有用的成品，在這個過程中，人們會改變自然，同時也會改變自己。這其中，勞動力是一個關鍵，因為勞動就是一種將自然對象化（將某件東西視為我們思考與行動之標的）、將內心意圖外化，並展現出來的過程。因此如果以農業為例，那麼就是取用自然中的空氣、陽光、水、土壤等資源，透過人的勞力去使其產出糧食，這個過程會使得自然資源產生改變，勞動者也可以從中完整的知道如何透過每一個思考過後的步驟，讓最後的成品可以順利產出，整個過程也可以說是養分的循環。
到了18、19世紀，先前馬克思所說的人與自然共同參與在代謝循環中的情況就被勞動市場以及人與土地的商品化所打破，造成鄉村生產者以及都市消費者的對立關係，而不再是共同參與在循環代謝中，此外也因為全球貿易下的土地商品化，造成核心跟邊陲的對立關係。
這篇文章試圖指出，前面所談的循環代謝斷裂（metabolic
rift）跟重新出現的農業公民權（agrarian citizenship）之間的關係。那麼，什麼是農業公民權呢？它是一個包含政治與物質權利的概念以及鄉村居民的實踐（practice），不僅在於鄉村政治代表的議題上，也關注社會-生態的循環代謝關係。根據一位法國哲學家Serres的說法，這種農業公民權跟社會-生態代謝之間的連結，其實是一種自然的契約，其中涉及了互惠、權利、責任以及人類與自然的關係。透過這種農業公民權的概念，希望可以重新思考人與環境的關係，並進一步試圖去改變既有的資本主義下的糧食生產模式。因此，農業公民權期待國家可以保護環境以及在地生產的權利，並深化全球與在地的社會網絡以及傳統的生態知識，進而它也可以被當作一種鄉村對抗市場的貪婪的一種行動，其內部蘊含著公民社會的角色、民主的討論以及對生態的知識。
接著作者更進一步說明農業以及循環代謝的斷裂。當消費者與生產者逐漸分離，斷裂就產生了。所謂的消費者跟生產者之間的分離，不僅是在鄉村/都市、地方或國家經濟的脈絡下，更有來自農業貿易和地區分區的因素。現代科技的進步，也使得農業更加的簡化、專殊化跟理性化。當市場導向越來越明顯，導致全球商品化的結果，社會-生態的循環代謝愈加嚴重，將改變鄉村。
在<鉅變>一書中，Karl Polanyi在馬克思理論的基礎上指出，土地其實是自然的一部分，與人類制度互相交織在一起。也就是說，社會跟財產關係的改變，也會改變人類跟自然的關係，另一方面，土地的地力、土壤的肥沃度，因為過度使用而退化，也會造成這些關係的改變。也就是說，前面提到的循環代謝關係的改變，是由人類跟環境的改變所互相構成的。Polanyi特別關心19世紀以來的土地商品化過程，使得土地的價值從使用價值轉變成交換價值，讓土地變成一個可以交易的商品。隨著糧食跟土地隨著市場而有價格的波動，Polanyi認為這是對於土壤跟鄉村文化的毀滅行為，也就是說，資本主義使得生產者、社會階級、社群以其他們所互動的生態之間的長期關係去鑲嵌、彼此脫節，進一步造成人與自然之間的代謝互動被打亂，所以可以看到隨著資本主義跟工業革命而來的許多水汙染、砍伐森林以及糧食危機出現，這也代表著農業生態有了系統性的改變。
現在，仍有一半以上的地球表面，農業都是最主要的人類社會跟自然的聯結，但是19世紀以來的綠色革命，只希望快速用工業的方式快速生產糧食，作為其他工業活動的投入。從生態面來看，綠色革命在做的事情是一種工業化經營農業的方式，透過降低種子以及農業地景的多樣性，使得農業可以規模化、機械化，也更容易使用化肥、殺蟲劑，容易收成。雖然在1990年代，工業化的糧食生產確實提高了17%的產量，但也因為只追求大量收成，造成了地力的退化、沙漠化以及水汙染。
而這樣出口導向、工業化生產的農業生產方式，並沒有辦法被全世界所採用，因此造成貧窮指數的增加，開發中國家的農民也無法從中受益。事實上，在這種工業化的生產模式中，全球的農民正逐漸失去他們對土地的所有權。目前，超過一半的糧食是經過長距離的運送，並進一步造成糧食分配的問題。事實上，開發中國家的小農們，如果要跟進口的食物對抗，其實都是依靠國家的補貼，農夫們在工業化生產的模式中，被迫個人化、成為互相競爭的商業管理者，而非投入自然的耕耘者。總而言之，工業化的農業生產模式造成了兩個改變，首先是社會的錯置以及生態的退化，其次就是改變了公民在社會-生態的實踐。
因為無法跟大規模的工業生產模式競爭，所以農業人口迅速地減少，而現代農業技術下大規模的生產，也造成了人與其糧食來源的脫節以及在地多樣化知識的消失。在這邊其實要談的是，所謂的農業公民權，它所代表的內涵是非常複雜的，在全球商品化的系統中，有著各自佔據著不同的政治與物質位置的人，涉及農民、階級以及公民權之間的關係。但公民權本身在其歷史的脈絡上，就是作為一種政治授權的實踐，農業公民權因此也連結了其與社會、政治和經濟的位置，其中可以明顯的看到在政治代表與郊區資源的取得上的階級矛盾關係。
糧食制度（政權）與社會-生態的反運動
在二戰後的糧食統治方式，就是即使有多餘的糧食生產，在資本主義邏輯的生產模式下，就不會是永續的，為了有效率的生產以及利潤的極大化，這樣的行為事實上是挑戰了生態的極限，也造成了資本主義下的生態危機與當代的糧食與一級產業的財務危機。根據Polanyi的說法，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社會與生態的危機，最終會導致反運動（countermovement），也就是反抗市場擴張的力量。作者基於Polanyi的論點，更進一步加上了自然的主體性，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大自然的反撲，大規模工業化生產的農業面對這樣的情況，幾乎沒有抵抗的能力，相較之下，小農可能有更強的適應能力。因此，我們要去思考有別這種大規模生產、商品化的農業模式之外的其他選項，國際上許多的農業運動也正是希望挑戰既有的主宰的模式。
文中以La Via Campasina的跨國農業運動為例，作為一個平台，讓大家去討論、形成其他的生產模式，在糧食主權的議題上，LVC也希望可以讓在地人自己定義自己的農業與糧食政策，以滿足在地的需求為目標，去重新組織糧食的生產與消費模式。該組織的目標包括發展跨國的團結以及在家庭農業、鄉村的生計以及環境議題的流動關係，核心概念包括：農業改革、生物多樣性與基因資源、食物主權與貿易、農夫永續的農業、遷移與鄉村工作者、性別、人權以及年輕人。前五個主要是針對當代全球經濟下的農業商品化，所面對的環境挑戰所提出的。
在爭取糧食主權的過程中，有三個相互關聯的過程：首先是試圖透過重新去思考在地食物的治理方式而可以重新連結鄉鎮與國家的關係，第二是倡議農業生態，最後是糧食主權的運動（campaign）。接著討論在爭取糧食主權的運動中，所面對的矛盾，如何轉化成一種農業公民權，進而可以去重新修補代謝循環的斷裂關係。
針對第一點，作者認為並不是要全面廢除目前全球貿易的過程，而是要在這樣的貿易過程中，發展出新的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更親近的關係，希望生產者跟消費者可以有直接的互動，有公平的貿易過程，而這要從反跨國傾銷開始。在巴西的案例中，也因為全球氣候變遷，過去單一種植的大豆已經不再適應，造成許多失業問題，也讓大家意識到擁有土地的重要性，這些問題也促成了農業改革運動，希望拉近消費者與生產者的距離，進一步可以經由面對面的互動，來建立關係並教育消費者，具體的例子就是農夫市集、在地的糧食分配網絡。
其次，在透過農業生態來重新聯結農業與自然的部分，作者提到，雖然成員多樣化會存在的內部成員身份利益的互相矛盾，但LVC提供了一種有別於全球貿易的生產模式，希望為小規模的家庭農園創造利益，為了有品質的在地消費而對在地資源做永續的使用。而所謂的農業生態就是希望結合傳統、在地的知識以及現代的農業科學，並朝向糧食安全（非基改種子）以及文化多樣性的目標前進。巴西的無地工人運動（MST），就是一個由鄉村工人和想爭取土地主權、反對不平等現象的成員所組成的大型運動，他們反對以往政府的技術協助，而是建立和當地大學以及非工業化生產者的關係，已經發展出一種符合在地的生產模式。他們也看到社會結構的問題，體認到種子主權的重要性，認為種子是社會跟自然的重要接合點，也指出在地俱有多樣性的種子有較好地適應，有較高的產量，也比較沒有蟲害的問題，因此拒絕種子的過度集中以及基因改造的種子，保存種子的多樣性，也保護糧食安全及較有恢復力的種子。在科技的部分希望發展出對生產者好的科技，而不是為了讓公司賺錢。
那麼，糧食主權真的可以修補循環代謝的斷裂嗎？有需多挑戰仍需要被回應，包括不同階級在農業部分與政治、意識形態上的差異，以及生態與社會、經濟連結的議題。農業的社會運動就是希望有多樣性的食物，誠如上述，必須面對政治、階級跟意識形態的困難，無論是在代表性上、可課責性上或是在實際實踐上，皆存在著鴻溝。最後一個要面對的挑戰是，雖然運動的領導者認為有了糧食主權之後，就可以餵養全世界的人，而今天，仍有超過一百萬的人，因為貧窮、買不起糧食而挨餓，就算這些糧食是在國內生產的。針對這個問題，作者似乎認為解答會是農業的公民權。
作者認為應該要透過產生一種新的糧食主權的生產模式，來修補自然與社會之間的循環代謝關係。而農業公民權的論點會發生在兩個層次上，第一個是在地的，物質/生態的多樣性食物生產上，第二個是透過地方-國家-全球的各種運動，持續去討論如何改變既有的主宰的治理糧食的方式。雖然前面有提到很多關於農業公民權內部關於階級、政治以及意識形態的矛盾，但作者認為，這樣的公民權至少創造了對話的空間，讓不同的次團體之間可以在不同的政治經濟的脈絡下，互相競爭階級的利益，並認為正是內部階級的差異，透過有著多重身份的人（而非窮人的集合）參與在其中，而讓農業公民權成為一個克服這些差異的抗爭，一起去協商自然、國家和社會應有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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