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lon, Michel (1986). The Sociology of an
Actor-Network: The Case of the Electric Vehicle. In Callon, Michel, John Law,
and Arie Rip (eds.) Mapping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ology
of Science in the Real World. New York: Sheridan House Inc., pp.19-34.
Callon, Michel
(1999) Some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the Fishermen of St. Brieuc Bay. In Biagioli, Mario (eds.) The
Science Studies Reader. Pp. 67-83.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Callon以電動車燃料電池討論實驗室跟社會世界的關係。過去的社會學對於科學力量的研究多著重在周遭的社會環境,而非聚焦在科學內部,因此Callon提出行動者世界(actor-world)、轉譯(translation)跟行動者網絡(actor-network)三個概念去揭露科學與科技的力量。行動者世界是一個被(某個強勢的行動者)創造出來的新的世界,藉以納入跟自己利益相關的行動者,大家在其中都有自己的位置,包括人類、政策、部門、零件等,創造世界的同時也決定了這些實體的相對大小。而技術物可說是這些異質元素之連結所形塑的成果,也就是說,技術物是從這個被創造出來的行動者世界的元素所塑造的。
行動者世界的建構有賴轉譯的三個組成物:代言人\轉譯者、強致通行的地理、移位。首先由轉譯者\代言人依據自己的目標給予每個角色定位(其他行動者不一定會接受),透過問題化的過程,描繪出一條解決所有行動者共同問題的必走之路(強致通行點),且這條路是每個行動者都是不可或缺的,最後將所有實體轉為文本(inscription),例如數據、報導、文件、研究報告等,也就是移位的過程,並且強勢行動者\招募者要有能力進行研究分析、預測共同的未來。行動者世界是一個經過簡化的世界,從社會世界中抽取出為了達成目標或是解決問題所需要的元素\實體,但這個簡化的世界必須不斷的在各種爭議中被檢測。但這些被納入的實體只有在這個行動者世界的脈絡中彼此關聯才有意義,也因此可以避免過去社會學太快進行分類的方式。彼此之間的「關係」就成了行動者網絡,是一個比較動態的過程。
在海扇貝的復育文章中,Callon同樣試圖去解決過去社會科學在研究科學與科技時所面臨的幾個困境,採取幾個方法論上的選擇,包括自然與社會科學的對稱性,並對其採取單一而相同的研究架構(劇碼),同時對研究對象與其他事物的連結保持開放。Callon特別強調轉譯(translation)的概念以及在這個轉譯的五個過程(問題化、利益關係化、徵召、動員、異議),去討論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如何產生互動。轉譯在語言學上同時具有兩種意義,第一個是代言的,一方面要使其他行動者安靜而有較為一致的聲音,另一方面也要替那些不能用言語表達的非人行動者發聲,而這些都是經過一連串的中介所達成的。第二個是移位的:漁夫、科學人員、海扇貝起初都是散落的、不易接近的,透過移位、協商以及重新配置(reassemble)來試圖解決問題,達成共識。而這個轉譯的過程未必都是成功的,比較像是一個動態平衡的狀態。
Callon透過兩個實際案例,描繪出行動的軌跡,但是這個行動是一個意圖明顯的行動,而且似乎都有一個主要的強勢行動者去對事件、世界、行動者、強致通行點等進行定義。然而是否任何一個事件都具有這樣的強勢行動者,又或者強勢與否是通過競爭而來的?另一方面,兩篇文章中提到轉譯的三個組成物及五個過程,是否為一個理想型,預設著所有的事件都會經過這些階段呢?最後,我同意透過這樣的方式確實可以讓自然科學跟社會科學維持較為對稱的狀態,但似乎也並沒有達到作者所聲稱的,在科學內部去討論科學的力量,而比較像是一種相對的關係,同時也可以是一個解決問題的過程,如果不套用這個架構\劇碼,似乎依舊可以說這個故事,而且同樣可以被理解,那麼ANT只是試圖把過程、軌跡說得更清楚嗎?或是有額外的意義呢?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