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摘] 馬克思筆下的異化

一、類本質與勞動（Ritzer，2011）

馬克思對勞動的定義為，所有人類根據目的來改變物質的自然世界之創造性活動。勞動回應著需求，而需求的滿足也帶動新需求的創造。這種勞動所引起的需求的滿足以及新需求的創造，正是人類創造歷史的動力。

類本質與勞動直接相關。勞動是一種人類和自然互動的過程，當人類以勞動改造著外在世界，也就是人類有意識將外在世界對象化的過程，與此同時，人類也改造了他自己的本質。

    對象化指的是從我們的內在思維中創造出一個外在的對象，為了要實現這個對象（目的），必須透過人類的勞動與物質的自然世界互動，才可以滿足人類物質需求，也完成了所創造出來的對象（目的），而這樣的過程，馬克思相信，不僅改變了物質的自然世界，也改變了人類本身，從而完成了人類本質（包括意識）的轉化。

    

二、馬克思異化的異話（孫中興，2012）

討論私有財產制下，工人、自然、勞動、類本質彼此之間的交互關係。首先工人通過勞動占有自然（生產資料），在私有財產、資本主義下，資本跟雇傭關係被分開，工人被資本家剝削而產生異化（為異己的力量、異己的人所有），勞動變成異化勞動。接著，異化勞動使得人的勞動不僅生產商品，也把勞動跟工人都變成商品，造成工人跟勞動產品，以及工人跟生產行為的異化。最後造成自我的異化，也就是自我跟類存在物的異化。

工人透過生產活動將自己投射到自然界的方式即客體化，而當工人的勞動產品跟勞動相對立、喪失勞動產品的所有權、甚至被勞動產品奴役，就會產生異化\外化。所以人的勞動會先對自然界的生產資料產生客體化，當生產勞動完成時，就產生異化的結果，越是努力越是異化。

人與自然界的關係是透過勞動去占有自然，但這個勞動變成異化勞動時會1)使自然跟人異化，也2)使人本身的活動機能、生命活動和人相異化，也就使人把類和人相異化，類生活不再成為目的而是維持個人生活的手段。

人先是類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識的存在物。生活是對象，人的活動才是自由的活動，異化勞動把這種關係顛倒過來，以致人正因為是有意識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動，自己的本職，變成維持生存的手段（強致勞動）。

三、異化的出現：資本主義、私有財產

1.        私有財產是果：「私有財產是外化勞動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關係的產物、結果和必然後果。」 (馬克思,1990: 58; Marx, 1932: 94; 1964: 119; 1968: 522; 1975: 334)

2.        私有財產是因：「私有財產只有發展到最後的、最高的階段,他的這個秘密才重新暴露出來,私有財產一方面是外化勞動的產物,另一方面又是勞動藉以外化的手段,是這一外化的實現。」(馬克思, 1990: 58; Marx, 1932: 92; 1964: 117; 1968: ; 1975: 332)

3.        私有財產制把資本跟僱用勞動分開，因為剝奪勞動資本，使得勞動變成強致分工、異化勞動。

四、異化的分類（四種）

1.        工人與其勞動產品的異化（物的異化）

工人的勞動賣給資本家，勞動變成異己的力量，生產出來的東西成為跟他對立的獨立力量，不屬於自己，甚至是對立的。

「勞動所生產的對象，及勞動產品，作為一種異己的存在物，作為不依賴生產者的力量，同勞動相對立。…對象化表現為對象的喪失和被對象奴役，占有表現為異化、外化」（馬克思，1990：48-49; Marx,1932:83;1964:108;1968:511-512;1975:324）

「工人同自己的勞動產品的關係就是同一個異己的對象關係。…工人在他的產品中的外化，不僅意味著他的勞動變成對象，成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著他的勞動作為一種異己的東西不依賴於它而在他之外存在，並成為同他對立的獨立力量；意味著它給予對象的生命作為敵對的和異己的東西同他相對立。」（馬克思，1990：49, Marx, 1932:82-83;1964:108;1975:324）

2.        工人與勞動過程的異化（人與自然界、人與自己）

自然界是勞動加工的生活資料，以及工人本身肉體生存所需要的資料(馬克思,1990:50; Marx, 1932: 84; 1964: 109; 1968: ; 1975: 325)。當工人透過勞動占有外部世界時，異化勞動會使得工人在1）自然世界作為勞動的生產資料，及2）自然界所提供給勞動者直接意義的肉體生存之料兩方面皆失去。(馬克思, 1990:50; Marx, 1932: 84; 1964: 109; 1968: ; 1975: 325)

勞動的過程也是外化的，勞動不屬於自己而是他人，勞動活動就是工人自身的喪失。 (馬克思,1990: 52; Marx, 1932: 86; 1964: 111; 1968: ; 1975: 326-327) 在勞動對象的異化中總結了勞動的活動本身的異化、外化。(馬克思, 1990: 51; Marx, 1932: 85; 1964: 110; 1968: ; 1975: 326)

3.        人與人的類本質異化

生產活動即類生活，人們有意識地通過勞動占有自然，已達到生活的目的。但異化勞動從工人那裡奪走了他的生產對象，類生活於是從目的變成手段。（類存在物、類本質、類生活：人和動物有別之處。「知、情、意」構成人性的三部分。）

「生產活動本來就是類生活。這是產生生命的生活。一個種的全部特性、種 (species) 的類特性就在於生命活動的性質，而人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在異化勞動下）生活本身卻僅僅成為生活的手段。」(馬克思,1990: 54; Marx, 1932: 88; 1964: 113; 1968: ; 1975: 328)

「正是在改造對象的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證明自己是類存在物。這種生產是人的能動的類生活。通過這種生產，自然界才表現為他的作品和現實。因此，勞動的對象是人的類生活的對象化。…因此，異化勞動從人那裡奪去了他的生產對象，也就從人那裡奪去了他的類生活，即他的現實的、類的對象性。」(馬克思,1990: 55; Marx, 1932: 88-89; 1964: 114; 1968: ; 1975: )

4.        人與人的異化（前三種會造成第四種）

「人同自己的勞動產品、自己的生命活動、自己的類本質異化這一事實所造成的直接結果就是人同人相異化。」 (馬克思,1990: 55; Marx, 1932: 89; 1964: 114; 1968: ; 1975: 330)

五、兩種人的異化（工人與非工人的異化，極端的分類工人與資產家）

1.        <異化勞動>

2.        <神聖家族>

六、<德意志意識形態>

「異化勞動是人們喪失了人類的能動性（自願自發），而被『異己的、與他對立的力量」所駕馭。這種情況跟強加於他者的分工有很大的關係。社會的固定話就指的就是異化，也就是「統治我們的、不受我們的控制的、與我們願望背道而馳的並且把我們的打算化為烏有的物質力量」

1.        異化的力量

「受分工制約的不同個人的共同活動產生了一種社會力量（社會活動的固定化），及擴大了的生產力。由於共同活動本身不是自願地而是自發地形成，因此這種社會力量在這些個人看來就不是他們自身的聯合力量，而是某種異己的、在他們之外的權力」(馬克思和恩格斯,1960:38-39)是一種工人無法駕馭的、社會結構的力量。

2.        異化消滅的兩個實際前提（革命的條件）：無產階級的產生、無產階級跟資產階級的對立。「要使這種異化成為一種『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為革命所要反對的力量，就必須讓它把人類的大多數變成完全『沒有財產的』人，同時，這些人又和現實的有錢有教養的世界相對立，而這兩個條件都是以生產力的巨大增長與高度發展為前提的。」(馬克思和恩格斯,1960:39)

3.        異化及其克服：「由於共產主義而轉化為對那些異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覺得駕馭。」(馬克思和恩格斯,1960: 42)不再有強致的分工跟勞動，而可以有正常的類生活。

4.        異化的消滅：「只有在這個階段上，自主的活動才同物質生活一致起來，而這點又是同個人的發展以及一切自發性的消除相適應的。同樣，勞動轉化為自主活動，同過去的被迫交往轉化為所有個人作為真正個人參加的交往，也是相互適應的。聯合起來的個人對全部生產力總和的占有，消滅著私有制。」(馬克思和恩格斯,1960:77)

[讀摘] Reworking the metabolic rift 重新銜接與自然的關係

Wittman, H. (2009) Reworking the metabolic rift:La Via Campesina, agrarian citizenship, and food sovereignty.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36: 805-826.

本篇文章開始於近年對於氣候變遷、糧食危機以及大範圍的環境退化逐漸增加的關注，因此，必須要解決資本主義下的生產模式和社會組織所展現在當代社會以及生態上的矛盾。這篇文章首先會談到在歷史的脈絡中，人們是如何跟自然生態、社會產生連結，接著討論人們與自然生態、社會在資本主義的邏輯下所產生的斷裂，如何造成農村與環境的傷害，更造成人類原先跟自然、社會的脫節。作者也接著提出他所認為的解決方式：農業公民權（agrarian citizenship），並舉出幾個社會運動作說明。

環境歷史學者一直爭論著大概一萬年前就已經產生不可回復的人類主宰自然的情況。但是在資本主義的農業生產系統之前，其實農業是有很強的在地特質，跟大自然的循環相關，也就是，那樣小規模的農業是鑲嵌在自然當中的。

如果農業作為一種社會與自然之間不可或缺的連結，作者認為可以回到馬克思關於社會-生態代謝（socio-ecological metabolism）關係的概念。馬克思的意思是，人們從自然當中取用資源，透過勞動力使得這些資源變成有用的成品，在這個過程中，人們會改變自然，同時也會改變自己。這其中，勞動力是一個關鍵，因為勞動就是一種將自然對象化（將某件東西視為我們思考與行動之標的）、將內心意圖外化，並展現出來的過程。因此如果以農業為例，那麼就是取用自然中的空氣、陽光、水、土壤等資源，透過人的勞力去使其產出糧食，這個過程會使得自然資源產生改變，勞動者也可以從中完整的知道如何透過每一個思考過後的步驟，讓最後的成品可以順利產出，整個過程也可以說是養分的循環。

到了18、19世紀，先前馬克思所說的人與自然共同參與在代謝循環中的情況就被勞動市場以及人與土地的商品化所打破，造成鄉村生產者以及都市消費者的對立關係，而不再是共同參與在循環代謝中，此外也因為全球貿易下的土地商品化，造成核心跟邊陲的對立關係。

這篇文章試圖指出，前面所談的循環代謝斷裂（metabolic rift）跟重新出現的農業公民權（agrarian citizenship）之間的關係。那麼，什麼是農業公民權呢？它是一個包含政治與物質權利的概念以及鄉村居民的實踐（practice），不僅在於鄉村政治代表的議題上，也關注社會-生態的循環代謝關係。根據一位法國哲學家Serres的說法，這種農業公民權跟社會-生態代謝之間的連結，其實是一種自然的契約，其中涉及了互惠、權利、責任以及人類與自然的關係。透過這種農業公民權的概念，希望可以重新思考人與環境的關係，並進一步試圖去改變既有的資本主義下的糧食生產模式。因此，農業公民權期待國家可以保護環境以及在地生產的權利，並深化全球與在地的社會網絡以及傳統的生態知識，進而它也可以被當作一種鄉村對抗市場的貪婪的一種行動，其內部蘊含著公民社會的角色、民主的討論以及對生態的知識。

接著作者更進一步說明農業以及循環代謝的斷裂。當消費者與生產者逐漸分離，斷裂就產生了。所謂的消費者跟生產者之間的分離，不僅是在鄉村/都市、地方或國家經濟的脈絡下，更有來自農業貿易和地區分區的因素。現代科技的進步，也使得農業更加的簡化、專殊化跟理性化。當市場導向越來越明顯，導致全球商品化的結果，社會-生態的循環代謝愈加嚴重，將改變鄉村。

在<鉅變>一書中，Karl Polanyi在馬克思理論的基礎上指出，土地其實是自然的一部分，與人類制度互相交織在一起。也就是說，社會跟財產關係的改變，也會改變人類跟自然的關係，另一方面，土地的地力、土壤的肥沃度，因為過度使用而退化，也會造成這些關係的改變。也就是說，前面提到的循環代謝關係的改變，是由人類跟環境的改變所互相構成的。Polanyi特別關心19世紀以來的土地商品化過程，使得土地的價值從使用價值轉變成交換價值，讓土地變成一個可以交易的商品。隨著糧食跟土地隨著市場而有價格的波動，Polanyi認為這是對於土壤跟鄉村文化的毀滅行為，也就是說，資本主義使得生產者、社會階級、社群以其他們所互動的生態之間的長期關係去鑲嵌、彼此脫節，進一步造成人與自然之間的代謝互動被打亂，所以可以看到隨著資本主義跟工業革命而來的許多水汙染、砍伐森林以及糧食危機出現，這也代表著農業生態有了系統性的改變。

現在，仍有一半以上的地球表面，農業都是最主要的人類社會跟自然的聯結，但是19世紀以來的綠色革命，只希望快速用工業的方式快速生產糧食，作為其他工業活動的投入。從生態面來看，綠色革命在做的事情是一種工業化經營農業的方式，透過降低種子以及農業地景的多樣性，使得農業可以規模化、機械化，也更容易使用化肥、殺蟲劑，容易收成。雖然在1990年代，工業化的糧食生產確實提高了17%的產量，但也因為只追求大量收成，造成了地力的退化、沙漠化以及水汙染。

而這樣出口導向、工業化生產的農業生產方式，並沒有辦法被全世界所採用，因此造成貧窮指數的增加，開發中國家的農民也無法從中受益。事實上，在這種工業化的生產模式中，全球的農民正逐漸失去他們對土地的所有權。目前，超過一半的糧食是經過長距離的運送，並進一步造成糧食分配的問題。事實上，開發中國家的小農們，如果要跟進口的食物對抗，其實都是依靠國家的補貼，農夫們在工業化生產的模式中，被迫個人化、成為互相競爭的商業管理者，而非投入自然的耕耘者。總而言之，工業化的農業生產模式造成了兩個改變，首先是社會的錯置以及生態的退化，其次就是改變了公民在社會-生態的實踐。

因為無法跟大規模的工業生產模式競爭，所以農業人口迅速地減少，而現代農業技術下大規模的生產，也造成了人與其糧食來源的脫節以及在地多樣化知識的消失。在這邊其實要談的是，所謂的農業公民權，它所代表的內涵是非常複雜的，在全球商品化的系統中，有著各自佔據著不同的政治與物質位置的人，涉及農民、階級以及公民權之間的關係。但公民權本身在其歷史的脈絡上，就是作為一種政治授權的實踐，農業公民權因此也連結了其與社會、政治和經濟的位置，其中可以明顯的看到在政治代表與郊區資源的取得上的階級矛盾關係。

糧食制度（政權）與社會-生態的反運動

在二戰後的糧食統治方式，就是即使有多餘的糧食生產，在資本主義邏輯的生產模式下，就不會是永續的，為了有效率的生產以及利潤的極大化，這樣的行為事實上是挑戰了生態的極限，也造成了資本主義下的生態危機與當代的糧食與一級產業的財務危機。根據Polanyi的說法，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社會與生態的危機，最終會導致反運動（countermovement），也就是反抗市場擴張的力量。作者基於Polanyi的論點，更進一步加上了自然的主體性，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大自然的反撲，大規模工業化生產的農業面對這樣的情況，幾乎沒有抵抗的能力，相較之下，小農可能有更強的適應能力。因此，我們要去思考有別這種大規模生產、商品化的農業模式之外的其他選項，國際上許多的農業運動也正是希望挑戰既有的主宰的模式。

文中以La Via Campasina的跨國農業運動為例，作為一個平台，讓大家去討論、形成其他的生產模式，在糧食主權的議題上，LVC也希望可以讓在地人自己定義自己的農業與糧食政策，以滿足在地的需求為目標，去重新組織糧食的生產與消費模式。該組織的目標包括發展跨國的團結以及在家庭農業、鄉村的生計以及環境議題的流動關係，核心概念包括：農業改革、生物多樣性與基因資源、食物主權與貿易、農夫永續的農業、遷移與鄉村工作者、性別、人權以及年輕人。前五個主要是針對當代全球經濟下的農業商品化，所面對的環境挑戰所提出的。

在爭取糧食主權的過程中，有三個相互關聯的過程：首先是試圖透過重新去思考在地食物的治理方式而可以重新連結鄉鎮與國家的關係，第二是倡議農業生態，最後是糧食主權的運動（campaign）。接著討論在爭取糧食主權的運動中，所面對的矛盾，如何轉化成一種農業公民權，進而可以去重新修補代謝循環的斷裂關係。

針對第一點，作者認為並不是要全面廢除目前全球貿易的過程，而是要在這樣的貿易過程中，發展出新的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更親近的關係，希望生產者跟消費者可以有直接的互動，有公平的貿易過程，而這要從反跨國傾銷開始。在巴西的案例中，也因為全球氣候變遷，過去單一種植的大豆已經不再適應，造成許多失業問題，也讓大家意識到擁有土地的重要性，這些問題也促成了農業改革運動，希望拉近消費者與生產者的距離，進一步可以經由面對面的互動，來建立關係並教育消費者，具體的例子就是農夫市集、在地的糧食分配網絡。

其次，在透過農業生態來重新聯結農業與自然的部分，作者提到，雖然成員多樣化會存在的內部成員身份利益的互相矛盾，但LVC提供了一種有別於全球貿易的生產模式，希望為小規模的家庭農園創造利益，為了有品質的在地消費而對在地資源做永續的使用。而所謂的農業生態就是希望結合傳統、在地的知識以及現代的農業科學，並朝向糧食安全（非基改種子）以及文化多樣性的目標前進。巴西的無地工人運動（MST），就是一個由鄉村工人和想爭取土地主權、反對不平等現象的成員所組成的大型運動，他們反對以往政府的技術協助，而是建立和當地大學以及非工業化生產者的關係，已經發展出一種符合在地的生產模式。他們也看到社會結構的問題，體認到種子主權的重要性，認為種子是社會跟自然的重要接合點，也指出在地俱有多樣性的種子有較好地適應，有較高的產量，也比較沒有蟲害的問題，因此拒絕種子的過度集中以及基因改造的種子，保存種子的多樣性，也保護糧食安全及較有恢復力的種子。在科技的部分希望發展出對生產者好的科技，而不是為了讓公司賺錢。

那麼，糧食主權真的可以修補循環代謝的斷裂嗎？有需多挑戰仍需要被回應，包括不同階級在農業部分與政治、意識形態上的差異，以及生態與社會、經濟連結的議題。農業的社會運動就是希望有多樣性的食物，誠如上述，必須面對政治、階級跟意識形態的困難，無論是在代表性上、可課責性上或是在實際實踐上，皆存在著鴻溝。最後一個要面對的挑戰是，雖然運動的領導者認為有了糧食主權之後，就可以餵養全世界的人，而今天，仍有超過一百萬的人，因為貧窮、買不起糧食而挨餓，就算這些糧食是在國內生產的。針對這個問題，作者似乎認為解答會是農業的公民權。

作者認為應該要透過產生一種新的糧食主權的生產模式，來修補自然與社會之間的循環代謝關係。而農業公民權的論點會發生在兩個層次上，第一個是在地的，物質/生態的多樣性食物生產上，第二個是透過地方-國家-全球的各種運動，持續去討論如何改變既有的主宰的治理糧食的方式。雖然前面有提到很多關於農業公民權內部關於階級、政治以及意識形態的矛盾，但作者認為，這樣的公民權至少創造了對話的空間，讓不同的次團體之間可以在不同的政治經濟的脈絡下，互相競爭階級的利益，並認為正是內部階級的差異，透過有著多重身份的人（而非窮人的集合）參與在其中，而讓農業公民權成為一個克服這些差異的抗爭，一起去協商自然、國家和社會應有的樣貌。

        作者採用馬克思對於循環代謝的論點，去說明農業如何作為社會、環境的連結，以及人類如何參與在其中，接著以Polanyi對於危機的看法，認為過渡資本主義跟商品化，勢必會帶來一股反向的對抗力量。於此，作者補充Polanyi的論點，認為除了人類之外，也要將環境作為一個行動的主體，也一起參與在反運動中，並提出農業公民權可以作為協商資本主義下既有矛盾的運動，期以爭取糧食主權、創造一種生產者與消費者較貼近的生產模式，去達到生態永續跟社會正義。我們可以看到當代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土地退化、環境污染幾乎已經到達一個程度了，這樣的危機讓我們重新去思考另外一種生產的模式，也正因為社會和自然之間的循環代謝關係是動態的，使得改變是可能的。

[讀摘] 替代的在地食物網絡

Progressing knowledge in alternative and local food networks: Critical reflections and a research agenda

一、文獻摘要

1. introduction

討論關於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關於這些另類的食物網絡，已經有過許多研究的文獻，不論是理論上的或事實證經驗上的，例如社區支持型農業，農夫市集等等。很多也會討論到這些另類食物供給系統對於生態的益處，例如減少食物里程跟碳排放等，除了益處之外也有一些問題，像是這樣的系統通常是維持了參與者之間既存的不平等、相對孤立封閉而非開放，也有一些文獻開始質疑這樣的食物網絡是否真的對生態有正面的影響。作者認為關於AFN的文獻無論是在理論上或經驗研究上都走到了一個死路，都在既有的框架下去討論，但是作者認為如果要有所突破，就是要破除正統的說法，這篇文章就是希望針對既有的AFN文獻提出批判性的回顧。

本篇文章的架構，首先會針對既有的AFN文章做一個回顧，指出他們對知識上的貢獻，第二，摘要AFN的益處與壞處，第三，討論AFN四個最主要的類型，最後，對於AFN未來的研究提出一些建議跟方向，希望對學術有所貢獻。

2.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AFN literature

首先是政治經濟學的層面。Allen（2003G）、Goodman（2004），主要集中在解釋AFN的發展軌跡跟地方性的倡議（政治經濟學的動機），以及概念化AFN作為一種對抗全球資本主義的反抗運動。而政治經濟學的貢獻在於，第一，解釋AFN如何被型塑與定位，並解釋在這個系統內的不平等與不正義。另外DuiPuis跟Goodman也提出地方主義的反思，關於社會正義以及地方主義政治決策的過程，可能會促成更民主的結果，可以避免精英壟斷經濟利益，但是也相對鬆散、封閉。但也有一些對政治經濟學觀點的批評，像是針對地方規模行動者合併的問題，或是地方主義的反身性（reflexive）會被認為太過理想化。

第二是鄉村社會學的觀點。談到政治經濟學下，主流的農業系統一般是被全球資本主義所型塑的，帶有強烈的邊緣化、去人性化的色彩，這個部分可能是AFN有潛力可以重新書寫的。但是這些研究大多是討論促成AFN的動力，多半研究指出這種模式是鑲嵌在社群中，或說是社會建構的，並且多為微觀層面的，在社會學的概念中多用鑲嵌、信任、quality、care去詮釋。關於貢獻的部分，學者們在解釋何以AFN對社會經濟有益時，是以社區/社群資源、資本的槓桿的觀點去說明。這一類的研究也指出了為什麼AFN的行動者會跟全球資本主義下的行動者如此不同，在微觀層面包括了社會感覺（sensitivity to social）跟象徵層面，其中也存在著一些緊張關係，例如感覺到有義務跟農夫市集購買農產，或是懷舊情感等，而非其所呈現出來的「進步」。也有學者指出這一領域的研究不夠政治經濟學，以至於無法出不正義的問題。此外，雖然這一領域的一就指出了AFN在行為跟象徵層面上的緊張關係，但是許多研究仍延續了討論AFN的傳統，一直在談其益處，而沒有去討論這些緊張關係，因此也沒辦法「再理論化」AFN系統的社會的和象徵的動力。

第三個層面是治理跟網絡（governence and network）的理論，比較中間層面（meso-level）。將食物系統概念化成一種行動者在宗教或城邦規模的網絡或群聚（cluster），而AFN的系統也被解釋為團體間協商的結果，其中也涉及了權力跟控制的議題。此外在這個支線中也包括了經濟地理的研究，討論食物系統在工業區的聚落。以及雖然焦點不同，但是也可以被放在這個支線的regulation的傳統理論。最後一個層面是生產知識（scientific knowledge）的理論。這個領域的研究比較重視行動者團體間的合作跟衝突，著重生產的過程而非結果。

稍微總結一下，政治經濟學指出以地方主義的食物網絡來對抗全球化的資本主義，鄉村社會學跟發展理論則是強調在該系統中的社會關係，但是他們都是在地方規模上去討論/解釋，何以特定區域會有這樣不同的、複雜的活動，而不是去質疑其本質上的假設。

3. What is known about AFNs? Key arguments, claims and evidence

3.1 beneficial

Feenstra（1997）定義AFN“rooted in particular places, [AFNs] aim to be economically viable for farmers and consumers, use ecologically sound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practises, and enhance social equity and democracy for all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在特定的地方，目標是要經濟上可以上農夫跟消費者，使用對生態友善的生產跟分配的實作，並且強調對所有社群中的成員必須是平等的跟民主的。幾個特點：1)固定在特定區域，鑲嵌在地方的自然與文化的聚落中。2)對於行動者而言具有經濟可近性，無論是對農夫或是消費者。3)生態永續性。4)社會正義。這些都跟全球資本主義規則下的主流農業很不一樣。

3.2 problematic

首先討論AFN要如何跟更大的系統互動，對其有何影響。先前提到更民主的食物供給，以下要提出三樣挑戰的論點，首先對於外部的系統具有排他性而非開放性，其次是認為AFN沒有辦法提供更大區域經濟的正面影響，有研究發現像是農夫市集或是社區支持型農業的收入並沒有辦法維生，必須依賴外部系統去維持，或是國家補助，這也會使得他們進入外部系統的時候失去競爭力，最後，是最長遠的對經濟的影響，也就是AFN可能再製（regeneration）貧困地區，怕AFN的擴散只是一個產物，而非驅動者（driver），如果不是自動自發，而市政府鼓勵，在所有區域執行，那就會變成一種零和的狀態，最沒有能力的區域可能會沒辦法在同一平台上競爭。

第二，要討論的是AFN內部如何聯結彼此。有人說AFN是將被主流食物系統邊緣化的買家跟賣家帶到一個新的關係中，強調公平跟正義，但有人反對這樣的說法，指出許多AFN系統都是建立在既有的關係上，很多都是家庭式的農場，反而忽略了其內部已經存在的不公平正義（性別、勞動關係、收入等等），另一方面，在farming-centered的基礎上，容易會落入既有的商業邏輯跟富裕的消費者之連結。這些說法都有經驗證據支持，例如在加州的農夫市集以及社區支持型農業中，其消費者都是比較富裕的，或者高級知識份子，並沒有辦法翻轉不平等。

第三，個人的價值跟AFN行動者的動機。本來認為AFN跟主流的食物生產系統非常不同，但是研究發現，AFN的行動者有多重複雜的動機。例如在農夫市集中還是可以明顯看到自利動機，價格機制仍舊有在運作。整體而言，只依靠AFN來供應/銷售食物的生產者/消費者只佔很少數。

4. Problematic features in AFN research

        第一個問題是，很多關鍵概念跟詞彙的使用不夠清楚，連續性也不足，像是AFN這個詞彙本身就是一個例子，他所指涉的是那些非主流的食物供應系統，這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只說了它「不是什麼」，而沒有說他「是什麼」。在進行實證研究的時候，AFN內的各種模式，之前都是用alternative一詞概括，但是若要有進一步的研究，就必須清楚指出各種模式的特殊條件，做出區別。另一方面，學者一般將食物系統區分成傳統主流的，以及另類的（alternative），但是實際上，食物系統並沒有真的落入這兩個分類中，而這種相對立的正統分類概念，也使得學者落入這個框架內，而沒有更深入地去探討經驗現象。概念的使用不夠清楚、不一致的問題也發生在社會經濟以及文化現象的研究中，他們所討論的東西都不是可以直接觀察到的，可以從quality turn（形容有別於全球化的一種當代食物系統的新趨勢，high in nature qualities，作為AFN的動力，此後被廣泛在研究中使用，但這個概念的適切性是需要被質疑的）跟defensive localism（作為一種對抗，而不是為了要環境友善）兩個描述AFN特質的概念發現，他們的使用也很模糊。但是在此並不是要說這些概念是沒有用的，而是應該更細緻的去說明這個概念，更加小心地使用。

       第二個問題是空間/結構特性的混合，表現在三個層面上：desirable outcomes, actor behaviours、food properties。一般都會認為AFN固定在特定區域，形成特定的關係，但是政治經濟學家也已經指出來，這樣的地方主義過於浪漫，甚至可能複製主流系統的權力關係跟不平等，另外也有學者指出，地方規模可能不是終極目的，而是一種策略。許多錯誤都發生在，一開始就假設AFN的規模跟結構的性質是一定沒有壞處的。此外，在行動者的行為部分，也假設了他們參與的目標是公平、道德等，而這是因為結構上或是地方主義的背景所造成的，因此多半存有左傾的色彩。如果一開始就接受這些假設，那將會使得研究者沒有辦法更深入的探討。最後，許多假設也建立在這種空間/結構特性與食物特性的混合上，認為AFN的食物就一定是比較環境友善、健康營養的，但是這個並沒有在研究中被證明。

        第三個問題是，在市場交易的問題部分，我們的知識並不充足。很多人會認為像是在農夫市集，生產者和消費者好像有比較多面對面互動的機會，就可以比較認識農產品，然而這樣的情況並非必然發生，而且研究顯示，消費者與生產者進行交易的時間平均30秒，這樣根本沒辦法有充足的時間可以交換資訊，因此充足資訊的交換必須要有許多相應的條件的，像是性別、年齡、空間、時間等等。

            最後一個問題是，缺乏消費者觀點。所謂的消費者，在AFN的研究裡面，比較像是行動者之一。

二、閱讀心得

        

        整體而言，這篇文章比較像是針對另類食物網絡的研究做一個整體的文獻回顧，所列舉的研究取逕包括政治經濟學、鄉村社會學跟發展理論，接著提出這個食物供給系統所含括的優缺點，以及這類研究所面臨的問題。其中，很多研究指出其實這樣的食物系統並沒有想像中的開放，反而是相對封閉而且可能再製了既有的社會不平等。另一方面文章中也提到，這樣的食物網絡可能坐落在既有的社會關係中，因為某種道德責任、義務或是感覺才進行交易，而不是透過系統開拓新的生產者-消費者關係。在理論的部分通常會提到關於正義、環境友善、民主在地方主義食物網絡系統中，可以比較容易被達成，但這些文獻所共同面對的問題也是這些優點的反面，也就是所謂的公平正義、資訊透明、連結消費者與生產者、環境友善等等，可能只是附加在地方主義食物系統下，尚未被證明的假設，而且有許多概念並沒有被細緻地說清楚。我想這些研究之所以會面對到這些問題，是因為另類食物網絡本來就是一個很廣泛的概念，所以如果要解決這些問題，應該要有更多的田野經驗去累積成理論架構。

        

如果回到我們的都市農園，我覺得我們要處理的議題有幾個：

1.        政治經濟學：公平正義、市民社會、民主

2.        鄉村社會學：農業在哪裡？連結都市與農村

3.        發展社會學：創新，不發展的發展，第三條路

4.        微觀層面：如何連結生產者與消費者，非建立在既有的社會關係中，農業知識/資訊如何透過交易傳達。

5.     其他：地方在哪裡？地方主義的陷阱？